【「跨文化現代性：啟蒙與其挑戰」國際論壇】活動回顧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教育部標竿計畫「跨文化漢學之島：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於112年11月23日～11月25日，舉辦「跨文化現代性：啟蒙與其挑戰」國際論壇。

第一場次，＃彭小妍兼任研究員 此次演講的主題為「大分歧與跨文化」，討論科學與人文的關係（1922~1923年間）。《現代中國反啟蒙：唯情、理性與跨文化語彙》一書闡釋講者之人生觀學派觀點。科學家與文學知識分子說著不同的語言：科學家將文學作品中之情緒、情感，以量化之方式呈現；但對於文學家來說，量化實則不具有多大意義。哲學家方東美打破這種不同學門無法產生連結的問題。方東美討論西方詩作如何反應詩人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他擅長跨越各種學門，撰寫雪萊、希臘哲學、希臘悲劇。講者指出，倘若受限於自身之學派，容易流於自我中心，此問題顯見於人文研究、甚至科學研究中。跨文化研究並不代表不需要專業能力，也不代表沒有主體性。相反的，自我本身並非停滯不前，往往因為與他人的連結而隨時在改變。跨文化研究需去除本質主義之二分法，因此種分類法無法使人了解不同文化之本質。最後，講者指出，學習其他語言、閱讀不同領域之文章，與多加溝通交流，也許是跨文化的首要方式。

＃何重誼副教授 Modern Chinese Counter-Enlightenment: Affect, Reason, and the Transcultural Lexicon（現代中國反啟蒙：唯情、理性與跨文化語彙）一書由香港大學出版社於今年出版。閱讀此書之前，須了解二十世紀早期在文化、政治、歷史上，有著與過去截然不同的獨特性。此時期科學、藝術、政治、地緣政治的變化程度，至今，我們仍然尚未接受這樣的改變。講者接著指出書中前言「當啟蒙的論點強調理性的力量，反啟蒙則著重整個國家的情感培養重要性，以解決中國的問題。反啟蒙強調情感的能力，這個觀點因德勒茲於一九八○年代對於史賓諾沙之研究而著稱」，並加以闡釋。

第二場次，＃戴立協副教授 「跨文化語彙」在彭教授的書中，指的是有關術語、翻譯的問題與文字。講者提問，何謂文化？何謂跨文化？跨文化意味著超越(transcendence)、轉換(transduction)或者有其他意義？這些觀念上的語彙是讀者必須建構的。講者提出，彭教授是否曾受到德希達的影響。因，當文中論及二分法、去二分法，令人聯想到德希達的解構論點，這未必是彭教授原先的安排，僅是講者較為廣泛的提問。

＃Anatoly Detwyler助理教授 第三章概述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文學歷史。張東蓀於一九一八年連載其譯作，亨利·柏格森的《創化論》。該譯作之重要性為：其一，此作確立了creation ［創造］一詞，在較廣泛之反啟蒙話語中，為關鍵字與中心思想。其二，此譯作有助於啟發文學團體之組成，「創造社」於此譯作出版幾年後成立。其三，此譯作有助於在中國現代哲學寫作中強化Heart-Mind［心］此觀念。毛澤東早期作品、新儒家、徐復觀、茱莉亞·克莉斯蒂娃（1960年代後期），均可稱受此觀念直接或間接影響。其四，此譯作為跨文化語彙的典範。它闡明在一個文本與其他語言中思索的複雜性，例如改編、協作、對話、誤譯、挪用。其五，本章探究《創化論》譯本與其影響，梁啟超等人物，有助於揭示科學、人生、形上學、抽象化（1920年代早期）等主題與思想的細微差別。

第三場次，＃丘庭傑講師 第二章介紹一九二○年代早期在中國的美育運動，被視為一項極具意義的知識分子與文化運動。美育運動的目的是透過美感經驗，來培養美德（良好的感性與道德性格）。此章討論中國知識分子，如王國維、蔡元培、吳稚暉，如何在中國的背景下，銜接歐洲與日本之美學理論。一九一○年代王國維與蔡元培將美育引進中國，彼時受到藝術學校之教師與學生的支持。

＃崔文東助理教授 第五章「唯情論：直覺與情感流動」。儒家的傳統中，有《易經》（變、宇宙人生、情）、陽明心學、仁學。反啟蒙思潮中，有Henri Bergson的創造、生命、綿延。對於朱謙之的〈唯情論的起源〉，彭教授指出「qing這個概念，或情感，如同朱謙之觀念中的情感流動，並非僅僅是情緒或愛情。而是，宇宙的本質」。

第四場次，＃崔文東助理教授 崔教授之論文題目為“Chinese Resonance with Counter-Enlightenment: Lu Xun, Herder, and Eucken”。〈摩羅詩力說〉不僅僅是魯迅的文學宣言、文學評論，也是世界文學歷史的微型。在日本就學時，魯迅有機會接觸德文作品、世界文學雜誌等，《域外小說集》(Wilde and Other Authors: Foreign Famous Stories)，便由魯迅與周作人編纂而成。Johannes Scherr《世界文學圖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雖並非〈摩羅詩力說〉的直接材源，然而，鲁迅透過借鑒德語世界文學史的書寫思路，為〈摩羅詩力說〉確立論述框架。

＃丘庭傑講師 〈美育思潮的跨文化脈絡探索：從幾則個案談起〉，第一個個案為蔡元培在早年（1900~1907年）的翻譯；第二個個案為俞寄凡與翻譯。蔡元培早期譯介Raphael Gustav von Koeber《哲學要領》（1903年出版）、井上圓了《妖怪學講義錄》、Friedrich Paulsen（新康德主義者）《哲學大綱》。Raphael Gustav von Koeber是Rudolf Christoph Eucken的學生，Koeber在德國學過音樂史、美學，在日本教書長達二十年，其學生西田幾多郎、田邊元、阿部次郎、安倍能成，皆是美育的推動者。

＃歐陽開斌助理研究員〈海灘上種花：徐志摩論精神生活〉：一、五四跨文化反省與研究的視角下進行個案探索；二、德國哲學家Rudolf Christoph Eucken的「精神生活哲學」作為參照，介紹他的在五四跨文化演說的過程；三、討論徐志摩與Eucken「精神生活哲學」的呼應；四、結論。詩人徐志摩是五四反啟蒙運動在文藝界的先鋒，他與他的老師梁啟超、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新文化運動理念是更為契合。

第五場次，＃戴立協副教授 “Gadamer on Comparison, Hermeneutics and Translation” 我們的談論圍繞在跨文化研究，而我的演講著重於Hans-Georg Gadamer。當我們論及跨文化研究，有許多可能的研究對象，第一、Henri Bergson，講者並不同意Bergson足以被列為跨文化研究的研究對象。在彭教授的著作第八十七頁中，Bergson唯一談及東方的是佛教：「Bergson對於佛教有興趣」。但實際上，中國人所了解的冥想與Bergson所認為的截然不同。Bergson的哲學看起來是東方的，然而並非如此。

＃林毓凱助理教授 “Political Discourses in Hong Kong: A ‘May Fourth’ Perspective” 在二○一九年香港抗爭中，援引天安門事件經常是闡明香港抗爭發展的隱喻。這樣的類比製造出一種緊急之感，容許立即的政治動員；這樣的類比亦促進悲觀主義與宿命論之感，直指末日的香港，僅能以激進的革命來處理。鑒於「天安門隱喻」的限制，此論文再度挪用「五四」以勾勒香港的社會運動歷史，表明五四運動在香港歷史中被討論的方式：在兩股不同但重疊的趨勢中擺盪，其一，強調「五四」的意義在香港的殖民歷史中歷史性的改變，偶然性，不一致性；其二，在香港不斷變化的政治事實中，關於五四特定思想或理想的持續性與普遍性。這樣的觀點指向一個文化空間，可以被香港支持民主陣營與更廣泛的中國自由社群所共享，因而將促進對話與合作。

＃Anatoly Detwyler助理教授 “Cinematic ‘Hot Noise’: Affect and Unreason in Neoliberal Postsocialist China” 講者所要討論的電影是一九九四年上海、香港電影公司的聯合製作。講者提問：熱鬧（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熱鬧」的感官體驗）與現代奇觀的關係為何？後者為，當社會自我進入一種個體化與異化的觀眾，受惠於無止盡的商品化的影像中的歷史性重構。即便「熱鬧」本身被描述為「壯觀的」與「好看」，它的具體與身歷其境的特質在於現代觀眾不感興趣的位置。著名的例子是那些孤獨的身影，像是班雅明筆下的遊盪者或窺視癖的電影院常客。

第六場次，＃何重誼副教授  “The Sino-French Inception of Transcultural Modernity: An Archeology of Early 20th Centu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terest in Bergsonism” Henri Bergson的生機論哲學與二十世紀早期中國思想家的跨文化相遇，他們意在克服令人窒息的傳統負擔，但不拋棄普世價值。這樣的跨文化相遇，是發生在人類精神歷史上，能與在亞歷山大時期的希臘化文化與印度犍陀羅國文化、安達魯斯時期的中世紀基督教學者與阿拉伯希臘羅馬哲學翻譯家與評論家、唐宋時期佛教與新儒家哲學家等等，相提並論的知識與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然而，這樣的交鋒並非在真空中發生的。實際上，因為有了先前始於法國十七世紀Libertine思想家的單方面與互惠性的反應與影響等的知識份子活動，這樣的交會才可能發生。中法交流的歷史於焉展開。

＃莫加南副教授 “Sinology as Cultural Materialism: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al Renaissance” 考量到一九七○年代晚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與開放以來所經歷的巨變，最重要的一項（但不甚受重視的），是這個國家回歸到其文化傳統（意即，儒家、佛教、道教），作為國家極其重要的論述、公共教育、與國家認同一部分。自一八九五年嚴復介紹Herbert Spenser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中國讀者，儒家思想作為形而上學與政治系統在二十世紀受到強烈批評，到了五四時期與其後更為加劇。